日前，英國數十年來最嚴重的騷亂席卷倫敦多個城區，熊熊大火包圍下的建筑、玻璃殘渣遍地的街市、驚慌哭泣奔走的人群……和許多中國人一樣，我在電視機前、在微博轉發的視頻里，目睹了這驚人的一幕。

　　現在，騷亂總算平息，治安正在好轉。根據英國《衛報》8月21日報道，將近2000人在倫敦騷亂中被逮捕。在付出了巨大代價之后，倫敦不斷反思、力求改進，努力恢復人們對下一屆奧運會舉辦地的信心。在眾多反思中，如何應對推特、臉譜網等社交媒體成為引人關注的話題。

　　與此同時，來自中國新浪公司的數據讓人吃驚：新浪微博用戶突破2億。如果加上騰訊、搜狐、網易，中國微博用戶數將達到相當龐大的規模，絕對數量遠遠超過推特。而即使僅以2億來計算，和中國網民數4.85億相比，也意味著每10位網民中有超過4位是微博用戶。微博的迅猛發展，讓如何應對社交媒體，一躍成為中國和世界互聯網管理的重要話題。

　　基于互聯網技術而不斷衍生的各種新媒體，已極大改變了當前的輿論生態。一方面，信息發布的門檻越來越低，另一方面，信息生成和傳播的即時性空前增強。“人人都是信息源、人人都有麥克風、人人都是輿論場”——這帶來兩種極端化的后果：一種是信息通暢、激濁揚清，成為“信息集散地”、“輿論擴音器”；一種是無中生有、爭吵不休，成為“謠言策源地”、“是非攪拌機”。倫敦騷亂以及此前的西亞北非地區動蕩，將突發性、群體性事件發生時微博等社交媒體的“雙刃劍”特性暴露得尤為明顯。

　　德國學者伊麗莎白·諾依曼曾提出“沉默的螺旋”理論，指出：公眾輿論的形成是一個螺旋式的社會傳播過程，人們在預計受到鼓勵時會以一種方式說話或行動，而預計受到敵意或忽視時則會保持沉默或另外采取行動。與“主導意見”不一致的人，因為害怕不能被周圍的人所贊同，則會保持沉默。結果，一方的“沉默”造成了另一方意見的增勢。“主導意見”的強大，反過來又迫使更多的持不同意見的人轉向“沉默”。

　　這或許從理論上可以解釋倫敦騷亂產生的一部分原因：對社會不滿的一群人在社交媒體上不斷抱怨，在反對意見沉默和管控手段缺失的大背景下，這一類型意見不斷增勢，最終成為社交媒體輿論場的主流。意見錯位的結果，是網絡輿論整體失衡。使用社交媒體頻率更高的年輕人受到誤導，錯判形勢，做出瘋狂舉動，形成當代美國法哲學家凱斯·桑斯坦所說的“群體極化”現象。傳統媒體與社交媒體兩個輿論場的分化，加劇了這一局面的形成。

　　英國首相卡梅倫的一句“考慮禁止騷亂分子使用社交媒體”，帶來對社交媒體與言論自由的世界性討論，并引發各國思考：怎樣在付出最小的管理代價和輿論影響的同時，獲得最大化的社會效果？反觀倫敦騷亂治理，無論是考慮網絡隔離，還是增派警力，都只是解決尖銳局面的補救措施。從這個角度看，處理過程不算成功，真正成功的措施應當是防患于未然、防微而杜漸，在“沉默的螺旋”上升之際就提前介入，在“群體極化”形成之前就化解沖突。

　　此外，一次又一次的經驗告訴我們：虛擬社會的管理難題，跳脫不開現實社會的發展困境。破解互聯網管治難題，除了社會管理創新之外，我們還需牢記一句話：“發展才是硬道理。